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亦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终生活跃在文艺革命前沿，有力地支持了党的各项事业，以如椽巨笔书写了文学与革命交织的灿烂一生。他的一生广为世人敬仰，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曾战斗在我党的隐蔽战线。

文化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1920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茅盾转为正式党员，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茅盾在《共产党》《新青年》等秘密和进步刊物上发表了翻译和介绍革命理论的文章十余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茅盾的一生是文化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而他的革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遵照党中央指示以非党员身份进行的。因为，作为知名的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非党员身份进行革命，更有利于工作开展，也更具隐蔽性。

   20世纪20年代，茅盾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比如，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大会。同时，发表了被誉为“旷野的呼声”的著名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他以笔为武器，用文章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工农群众运动，同时勇敢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因此，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从而与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

   到了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莫过于左翼文艺运动，它为中国革命文学起到了奠基和播种的作用。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以左联为核心。而茅盾正是左联的中坚人物。他曾两度在左联的执行机构中担任行政书记，秘密开展一系列工作，如出席相关会议、编辑进步刊物、研究对敌政策等，不断团结左翼和进步作家，拓展左翼文学运动。随着运动的开展，敌人不仅禁书禁报、封闭书店，还以逮捕和杀戮来打击左翼作家。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茅盾身列反动派“黑名单”，哪怕被特务尾随、身处被迫害的危难，也不向白色恐怖低头。他始终与鲁迅站在一起，以犀利的文章进行斗争。这一时期也成为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和多产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就诞生在这个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茅盾向瞿秋白提出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领导。然而，此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瞿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茅盾的要求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答复。

   1940年5月，茅盾抵达延安，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堡垒——鲁迅艺术文学院，为解放区的文学大业奔波忙碌。在这片红色的革命圣地，茅盾的心情前所未有之舒畅。他敞开心扉，再次提出恢复党籍。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茅盾以其著名作家的身份继续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茅盾接受了党的意见，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活跃在中国文坛。

茅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课

神秘的信件，斗争的缩影
   茅盾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生，虽然不是戎马倥偬的战场厮杀，但是也挡住了无数的暗箭来袭，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秘密活动稍有暴露，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为“钟英小姐”转交信件的经历，或许可视作这位文坛泰斗参与隐蔽战线斗争的缩影，并为其尘封已久的秘密往事拨开几重迷雾。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省的党组织相继建立，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日益频繁，因此，需要大量的联络工作。党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既有便利的联络条件又有很好的掩护条件，于是便委派茅盾担任直属中央联络员，负责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联络。

   提到这段过往，茅盾如是回忆：“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我则每日汇总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报告党中央。”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的眼中，看到“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的字样，还以为是哪位妙龄少女，殊不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看到茅盾迎来送往，外地朋友很多，则认为他活动能力强、人缘好，殊不知这些朋友实乃革命的“战友”。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工作
   除了担任秘密联络员，茅盾还把自己的家作为秘密会场，配合党的革命活动。比如，1922年，南京地下党在浦镇车辆厂成立了第一个党组织，这个党组织的某次会议就是在茅盾家中召开的；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的入党支部会议也是在茅盾家里秘密举行的。
   在茅盾的影响下，他的夫人孔德沚也练就了保密意识。一次，一位“包打听”不请自来闯入茅盾家门，问这问那，孔德沚只一句“我是二房东”就机敏地堵住了“包打听”的话头，使其空手而归。

   纵观茅盾革命的一生，他以“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为党为国为人民的赤胆忠心，投身革命事业，哪怕与组织分离，也毫无怨言、负重前行，以笔为刀剑，以文坛为战场，走出了一条光辉的革命道路。正如《新华日报》所言：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