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密事|100年前,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

  来源:保密观    发布时间:2022-07-06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纪念日。

   众所周知,1921年7月的上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在一个寻常弄堂里,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组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拉开浩瀚革命的序幕。

   时隔一年,也是7月,看似平静的上海滩再次迎来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共二大的各地党代表。


油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共二大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党章,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是我党保密纪律和制度的源头。



时隔一年,重聚上海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又一次全国党代会。彼时,成立一年的共产党迫切需要根据时局变化制定行动方针、明确政治主张。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这是100年前的7月16日,上海《申报》的报道。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实,中共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在广州召开中共二大颇有兴致。但陈独秀等人却觉得“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虽然定下在上海开会,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与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情况基本相同,中共二大召开期间,上海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社会环境下。兵变、匪乱、战乱……诸种“不幸之事”交杂。因此,会议的安全保密工作显得极为重要。

   这时,曾为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再次领命,承担起会务保障工作。这年,夫妇俩租住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座住宅距中共一大开会的望志路仅两公里左右。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建筑,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并且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傍晚,陈独秀、张国焘、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人秘密来到李达家一楼客厅召开会议。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让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鉴于一大会场遭到巡捕侦讯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党员们分成几个小组,在分散地点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他们减少了全体会议的次数,8天的议程中,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除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李达家举行,剩下两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开,而小会基本安排在上海其他党员家中。


   这样一来,租界的反动军警、巡捕、密探虽然事先探到了“陈独秀等秘密集会”的消息,却始终未能查到中共二大会议的蛛丝马迹。


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曾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道:“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1922年,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黄亚洲的长篇历史小说《日出东方》。在小说里有一段描写:“这一天,毛泽东也在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着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他在7月16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时的懊丧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小说描述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毛泽东忘记开会地点,且联系不上相关同志的事实是确切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严谨。


   经过多日的讨论和畅议,中共二大的秘密会议结出了累累硕果。会议期间,代表们结合自中共一大以后对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 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讨论通过了11份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就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首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29条,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就包含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一旦泄露党的机密,必须开除的条款。这也表明,保守党的秘密,是从建党一开始就对每个共产党员时刻强调的铁的纪律。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李红.惊雷暗涌上海滩——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秘密党代会[J].档案春秋,2011(06):4~9.

[2]窦春方,苗体君.中共“二大”研究争议中的六个历史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