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细读有关陈云的传记和文献便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他为保卫党中央安全、执行党中央决策做出了非凡贡献。尤其是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在a长征途中奉命前往莫斯科等特殊情况下所从事的保密工作，更是极为重要且鲜为人知。

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据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传》记载,1931年4月的一天，中央特科李克农急迫地找到陈云，告诉他一个紧急情报：4月2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了。

顾顺章掌握着很多党内核心机密，特别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住址”，并且“熟悉党内的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带来极大威胁，敌人妄图“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那天，李克农接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后，苦于一时联系不上中央联络人，危急时刻，便想到了在上海的江苏省委，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全力协助周恩来处理这一紧急事件。

他们召集中央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举行紧急会议，分头行动起来“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为了及时将顾顺章叛变情况通告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陈云还“连夜派人找了一个印刷厂，出四倍于当时的工钱，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张”，分发给各级组织，以便他们识别叛徒，最大可能地减少损失。

到了4月27日国民党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的时候，我们党“在周恩来和陈云等周密安排下……已经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敌人的计划最终破产了。对此，聂荣臻回忆：“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但这一事件的危害却是深远的，特别是中央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遭到破坏，包括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地下党员被迫转移。危急时刻，如何开展秘密工作，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建中央特科。鉴于陈云自身条件,特别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出色能力，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其后，随着形势不断恶化，中央决定周恩来撤离上海，陈云为中央特科总负责人。

陈云接手特科后，从改变工作方式入手，果断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组织”“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包括李强、陈赓等迅速转移。他还大刀阔斧地撤销了第四科（将通讯电台工作移交给中央秘书处）。为了精简缩编、减少环节，由中央特别委员会主要成员兼任科长，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同时，在内部“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对此，陈云在1977年7月23日回顾工作时写道：“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陈云还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尤其注重用“开铺子做买卖”的方式同敌人周旋。其间，他“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这些铺子散布在上海市区各地，起到重要掩护作用。比如，在上海红庙路，他派人开了一家木器家具店。那时，中央经常根据形势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办公点。有了这个家具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搬来，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如此顺理成章，也不易引人注意。“开铺子做买卖”使大家“有了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

长征途中秘密前往莫斯科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对此，陈云曾经回忆：“泸定桥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其实，中央决定陈云去上海，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原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时，唯一的大功率电台遭到毁坏，中共中央彻底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同时，原本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上海中央局屡遭敌人破坏，也被迫中断了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意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有关情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秘密前往上海，肩负了“恢复组织、建立联系”的重要使命。

为了安全保密，陈云没有把出行原因告诉任何人，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做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他从林伯渠那里领取了“到上海的路费和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经费”，还带了一部线装的《三国演义》和一只暖水瓶。他把大额钞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胆里面，又把刘伯承为他写的两封介绍信藏在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辗转来到上海后，陈云发现形势异常严峻，一时间难以开展工作。其间，他化名“李介生”，在关系人章秋阳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中央特科。

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相关渠道“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遂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陈云后来回忆，当时决定“小开”（潘汉年）先走，“我则因任务在上海工作，故不决定即走”。但后来形势更为严峻，他只得交代好工作，又几经周折，最终登上通往苏联的轮船。

回顾这段经历，陈云曾经向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海参崴登陆后，苏方为了掩护我们，由他们的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我们押送到海参崴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们都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即乘火车赴莫斯科。”

最终，在1935年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陈云就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做了详细汇报，“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这“对他们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早在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就深刻阐述了“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的问题。

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特别是“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陈云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党的秘密”，包括对家人也始终守口如瓶。

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曾经回忆：“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没想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说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当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妈妈有点抱怨爸爸，但是他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陈伟力还回忆：“在江西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就是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他回来后，我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

“我爸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跟你说。这之后我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没到时间。”“我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我就不可以，我不是那样的人。”

在陈伟力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我们讲”。他不允许子女随便到他的房间，“尤其是摆着文件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三女儿陈伟兰也说：“父亲是个坚持原则、遵守纪律的人，他不希望儿女参与他的工作，不该看的文件，不该听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陈云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了党的保密纪律和保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