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作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所属部门，是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而成立的专门侦察保卫机构。本文的主人公李云，就是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一位杰出女性，她机智勇敢、跌宕传奇的一生，真实生动地诠释了隐蔽战线将士出生入死的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舍身忘我的精神品质。

豆蔻年华投身革命

 李云祖籍浙江海宁，原名祝修贞，1915年生人。她8岁时就读的绍兴七县同乡会第一小学，教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李云从小就接受了革命教育。1929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青团，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从此投身革命洪流。1930年，年仅15岁的李云因坚定的革命信仰受到党组织的肯定，在接受党组织培训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与其谈话，提到三点：一是严守党的秘密，二是坚定自己的立场，三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这三点要求，从此贯穿了李云的一生。

 1931年4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上海的特科工作就由陈云领导。1932年，李云调到中央特科工作。她回忆说：中央特科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特别是情报工作。“该你知道的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就不允许问。”“送情报的人，可能不知道情报内容是什么，去取情报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情报是怎么送来的。”“夫妻之间各自负责的工作，只有自己知道，绝不告诉对方，以确保安全。万一被捕，谁也牵涉不到谁。” 就这样，李云在丈夫徐强的领导下担任过报务员、通信员，夫妻二人并肩战斗了几十年。

 1932年，李云和徐强从上海被紧急派往河南，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工作对象叫惠东升——国民党八十师学兵营营长。当时，惠东升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状不满，在老朋友冯三昧的说服下，转为支持共产党。正是在那里，李云和徐强获得了国民党对江西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计划和国民党河南省全套军用地图等重要情报和军用密码。李云连夜用米汤水将情报抄写在一本线装古书籍背后，紧急送到上海党组织手中，避免了红军战士的牺牲，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

危险重重寻回毛家兄弟

 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党组织从湖南把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上海，送到当时的地下党员董健吾为掩护党的活动而开办的大同幼儿园中抚养。1932年，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该园被迫停办。毛家兄弟先后到董健吾及其前妻黄慧光家中生活。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两兄弟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1935年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只有少部分未暴露身份的成员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当时，中央特科主管情报工作的是徐强。一天，李云接到徐强通知，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孩子。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只知道是烈士后代，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

 人海茫茫，又危险重重，街上有许多特务暗哨，一个女人在上海街头一找就是大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云在城隍庙附近的一个粥摊边看到两个孩子，很瘦，穿的衣服也很破，年龄也符合。李云请他们吃粥，问他们却什么都不讲。李云立即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汇报。冯雪峰马上赶了过去。当他带着两个孩子吃饱饭又与孩子不断攀谈之后，孩子们渐渐放下了警惕，冯雪峰问他们是哪里人，其中一个说了句是湖南人。这下基本确定了孩子的身份。

 李云晚年，面对媒体和撰写回忆录时，都没有把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只说自己当时去找了。直到2011年6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少将来看望当年找回毛岸英两兄弟的恩人，李云才首次详细叙述了当年寻找的真实经历。讲到动情处，老人几度落泪。李云对毛新宇说，你不要感谢我，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这个秘密我埋在心里70多年了，现在终于说出来，我也可以安心离去了。

舍生忘死保卫中央文库

 1930年，存有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始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筹备情况，并请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理办法》。1936年秋，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工作交由徐强和李云负责。遵照组织决定，李云接收了陈为人送来的4箱文件，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定期给陈为人送生活费。后来“中央文库”又先后交给了周天宝、缪谷稔和陈来生。

 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负责联系陈来生的陈慧瑛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车，将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累计104包、16箱，完整地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批阅签发嘉奖，中共上海市委亦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现已成为国家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面对那些历史文件，难以想象它们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追剿下，“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完好地保存了近20年。

 李云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多少同志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换来的。这是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又一光辉篇章，是“无名英雄”们奉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 

隐姓埋名伴随宋庆龄

 1936年5月，宋庆龄和冯雪峰在一次会面时候提及，自己有事要和党联系时不太方便，希望派一位党员经常和她联系。冯雪峰找李云谈话，动员她担任这项工作。随后，李云便化名钱小姐，成为党组织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两人也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之后，李云前往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会见宋庆龄，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李云经常出入宋庆龄的寓所。由于当时的环境险恶，宋庆龄住所周围有密探和特务监视，李云每次去都小心翼翼，不得不经常改变装扮。

 西安事变的当天深夜，党中央给上海发来了一份标有“十万万火急”的电报，这封电报由李云保管，第一时间通知潘汉年、冯雪峰、徐强前来阅报，并受命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当再次收到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后，李云被潘汉年派到宋庆龄家中通报情况，联系潘汉年和宋庆龄会面事宜。

 1937年春，李克农利用到上海治疗眼睛的机会，通过李云与宋庆龄约定会见时间，向宋庆龄通报了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情况，并请宋庆龄督促国民党释放政治犯。7月，参加完国共庐山会谈的周恩来来到上海。徐强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向李云转达了周恩来要会见宋庆龄，由李云转告并约定会见时间。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我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李云进行的。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了日军的包围。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内容，请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避险。临行前，宋庆龄要求李云继续陪同她。在组织批准下，李云于1937年12月23日登上去香港的邮轮，继续陪在宋庆龄身边。

1938年4月，李云在上海的孩子病重，她不得已向宋庆龄请假。宋庆龄再三叮嘱李云尽快返回，并为她准备了正在筹备的保卫中国同盟秘书的职务。李云回到上海后，因为其他工作暂时留了下来。1939年5月，李云被调去延安工作，只得通过信件告诉宋庆龄不能再回去了，谁知这一别竟达10年之久。

 1949年4月，上海解放，李云担任上海商品检验局的军代表兼接管专员。经过多方打听，李云得知宋庆龄居住在淮海中路1843号，就赶忙去拜会。两人再次建立了联系。彼时，宋庆龄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迁到上海后已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提出要李云协助她做中国福利会的工作。

 1952年6月，组织上安排其他人员接替了李云在上海商品检验局的工作，调她专职到中国福利会工作。宋庆龄安排她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从此，两人又长期在一起工作，续写深厚的友谊。

 然而，对于这些经历，李云一直缄口不语。“入党80年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严格。我在中国福利会工作了将近30年，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是组织上派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李云还说，她曾经想，要把这些经历带去“见马克思”。后来，直到有一位中央首长对李云说：中央特科的事已过保密期限，可以讲了。

 1978年，李云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2013年8月16日在上海病逝，享年98岁。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云曾表示，不喜欢被拔高，也不喜欢被塑造。她说，她只是严格按照党的纪律，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党。” 

 （资料来源：《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海宁人在上海》及海宁市史志办、嘉兴电视台、海宁电视台有关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