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领导下的秘密交通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成立80周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公开机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南方局。

秘密交通线的开辟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当时，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枢纽，拥有便利的运输条件，南方局根据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把我党交通运输工作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秘密交通线。

一是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水陆空交通体系，以重庆、桂林、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为基点，以公开的贵阳交通站、衡阳交通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驻韶关办事处为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设专门机构或人员，在组织关系与管理上与公开交通截然分开，建立起一条北达延安，南至东南亚，同时连接东南局、新四军的交通网。

二是由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负责，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直接参与建设，在南方局组织部具体分管下，专设交通处，廖似光、袁超俊、刘少文、赵平等曾具体负责。

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秘密交通确立了“分散布置”“先从敌后布置起”和“向上发展”等原则，并在《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中作了具体规定：“建立完全秘密的接头、会议、交通、通讯等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出这些机关，训练秘密的交通。”

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西康，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形成了5条主要线路。第一条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延渝线、川鄂线、川黔线、川滇线；第二条以桂林为中心，包括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第三条以香港为中心，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第四条以上海为中心，在土地革命时期秘密交通线的基础上建立，为沟通解放区、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条是南委的交通线，北可与新四军苏北根据地联系，南可沟通香港。另外还建立了南方局与各省委、特委的秘密交通。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转移干部，南方局还建立了两条相互平行、独立运转的交通线。一条是孙友余建立的，沿嘉陵江经重庆江北到四川，再到宝鸡的川陕线；另一条是袁超俊布置的，从重庆江北统景经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竹等到达县的线路。

严密的保密设计

南方局成立之初，有的地方党组织把秘密交通站、联络点设在《新华日报》分销处等公开机关，交通员常出入其中，非常容易暴露，周恩来、叶剑英发现后，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评，并要求除指定的交通员外，其余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不得出入公开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家。

南方局从所处的环境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同时针对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要求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干部，不要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路军办事处来等。此外，按照周恩来指示，南方局还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了工作条例。

1942年3月，在《大后方党紧急处置办法》中，南方局又对使用秘密交通的方法作出更具体的规定，要求上下级平常不通信件，尽量以口头传达为主，可由交通员护送相关干部直接到南方局听取传达，或由交通员代为传达，因特殊情况必须使用秘密交通时，应先规定专门暗语等。按照秘密工作规定，同一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不能住在一处，各自的地址也互不知晓，需要联系时，须通过秘密交通接头。

各地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先约好在重庆市内的见面地点，由交通员去接，或约好夜晚悄悄进入办事处。毛泽东曾说红岩村是“一个山头，两个世界”，周围布满了特务，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有一次，孙友余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掏口袋时掉出了一本电报明码，周恩来当即严肃批评：“为什么身上带着文件！”虽然电报明码不涉密，但身上带着任何能说明自己身份的东西，都是违反保密纪律的。从此以后，孙友余凡外出执行任务，身上均不携带片纸只字。

从八路军办事处去往各地的人员，都由汽车先送到城内，除了要走的同志外，还故意挤满一车人。到城里后，先让别的同志下车，吸引特务跟梢，最后再把要送走的同志放下车，由城内的交通员护送或自行买票离开。有时就在路边一侧下坡的位置将要送走的同志放下，方便其迅速离开。因为交通员的谨慎细致，这方面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1944年，为了送两个广东的同志去南方，刘少文提前一两个月就与交通员研究接送办法。这两个同志需要在市区停留两晚，住旅馆如果遇到特务盘查很容易发生危险。交通员冒着酷暑跑遍大街小巷，在一条僻静的马路边租到一间房，自己又试住了一段时间，观察周围环境和左邻右舍没有可疑情况后，才放心地将这两位同志接去。

为了不泄密，所有反映秘密交通关系的名单、地址、联络方式、暗号等都写在一本两寸长、一寸宽的极薄的小本上，与一盒火柴放在一起，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即销毁。

秘密交通线上往来的情报也要使用密语或隐语——最早是用米汤一类的淀粉或明矾水书写，用碘酒或水涂后显影，后来逐渐被特务识破，就用黄血盐溶入水中写字，绿矾水涂了显影，或者反之。还有事先约定隐语通信，如用反语，“大爷某月某日不会来”就是“大爷某月某日会来，请接洽”的意思。机密文件都写在极薄的纸上，卷好藏到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管内，或缝在衣服的边角。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还广泛利用从各方搜集来的国民党机关信纸信封、空白路条，必要时甚至用肥皂刻制国民党机关印章，盖在假证件、路条上，供交通员使用。

共同的战斗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在秘密交通站、情报点工作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常常有机会就召集他们回红岩村，学习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常斗争，以及上层统战与下层发动的方法策略等，并进行气节教育。周恩来总要挤出时间与这些同志谈话，有时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还经常作形势报告，帮助他们坚定信心。

1942年，南方局召集部分同志回红岩村汇报工作、学习党的整风文件，时间长达1个月。为了保密，交通员被专门安排在相对独立的房间，食物由专人送至房内，领导同志找他们谈话时，也都亲自上门。

有一次，交通员杨仲明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刘少文汇报工作，住在红岩村期间，偶遇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俩人已六七年没见面，在此相遇都十分兴奋，王叙五就到杨仲明房间想多聊几句。刚刚坐下，刘少文就推门进来，严厉地责问王叙五：“你为什么来这里？”他们知道自己违反了保密纪律，有着20多年党龄的王叙五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顿时面孔通红，连连检讨。刘少文接着追问他们的关系，并要求杨仲明书面报告相关情况，接受组织审查。

严格的保密纪律和强有力的思想教育，保证了南方局领导下的交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临危不惧、忠诚于党。根据周恩来指示，由鄂西特委撤退到重庆的唐亚子夫妇，在小梁子闹市区的马路旁搭了一处木棚，以卖香烟、肥皂为掩护，建起一个特殊的联络点，联系人是袁超俊。1946年，袁超俊调往上海，唐亚子夫妇便转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联系，1947年，四川省委机关突然被查封，人员被迫撤回延安，唐亚子夫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直到解放。

我国沿海口岸被日军占领后，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和支持抗战的“动脉”。为了打通这条交通线，周恩来向秘密党员卢绪章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利用个人关系建立党的秘密据点。卢绪章在上海有一家广大华行，在昆明也开有分行，多年来积累下一定的经营实力和社会基础，同时他为人稳健、组织性强，非常适合做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此后，广大华行由南方局直接领导，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卢绪章也不能暴露政治身份，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和妻子。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卢绪章将广大华行迁往重庆，并在昆明、成都、西安、兰州等地都开设了分行或办事处，使广大华行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交通网络。卢绪章还广泛结交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国民党军政人员，他能顺利买到去各地的机票，为秘密交通提供了极大便利。经过极其艰难的开拓，广大华行打通了从上海到香港、海防、昆明、重庆、西安、兰州、新疆，甚至到苏联的秘密交通线。卢绪章领导的广大华行也为党组织提供了不菲的经费，仅1942年，就一次性给韶关地下党组织提供了85万法币现金。为了党的事业，卢绪章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商场间，他一直牢记周恩来的教导“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广大华行关闭时，卢绪章和商行党员们将个人红利和结余的100多万美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在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线上，也有许多交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南委遭破坏后，交通员张海萍被捕，她用自杀的方式向党组织报警，保护了党的机关和干部。南江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黄绍辉的公开身份是巴山石墨公司业务员，他以此为掩护，开辟了一条绕过甘肃边境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交通线，后来根据组织安排，他又在裕中水电商行等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直至被捕，1949年牺牲于渣滓洞。

南方局领导下的秘密交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大量物资的运送、党和抗日军队及各类人员的往来，还承担了传达上级指示、联系下级、保卫党的机关等各项艰巨任务。80载风云际会，历史不会忘记，更多秘密交通线上的故事正被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