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交通站

大埔交通站地处广东省大埔县北部，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位于国民党统治区与苏区的结合处，被称为“虎口”交通站。从1930年7月开辟至1935年1月，大埔交通站的革命斗争坚持了长达4年多，始终保持着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畅通。

通往苏区的咽喉

大埔交通站设在大埔县青溪镇汀江河畔的余氏宗祠里，卢伟良、杨雄、郑启彬等先后任站长。青溪是上海至中央苏区的最后一道关口，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水陆交通枢纽，从韩江逆流而上到这里转走陆路，通过多宝坑、铁坑、伯公凹、桃坑便能进入永定苏区。因青溪位于赤白交界处，国民党在这里部署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重兵把守，在通往苏区的要道口设有多道封锁，筑有多座碉堡，再加上地方土豪劣绅、民团、特务四下活动，这里的形势十分险恶。然而，共产党人却偏偏在敌人的心脏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

青溪到大埔县城茶阳有几十里的水路，从汕头来的汽船就停靠在茶阳码头。为了方便安全地接送党的干部和向苏区输送物资，大埔交通站在茶阳开设了同天饭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孙世阶为负责人，并购买小船用以接送。孙世阶和交通员提前联系好要接送人员或物资的信息，一旦听到汽船的汽笛声，交通员就撑着小船贴近汽船，快速把人员或物资接到小船上，这样就可以躲过敌人在岸上码头的严密检查，直接向青溪方向驶去。

大埔交通站还在青溪开设了永丰客栈作为秘密联络点。永丰客栈是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建筑，紧靠汀江岸边，原本是一家豆腐店，卢伟良奉命在大埔建立秘密交通站时，选中了这家豆腐店，随即将二楼租下作为客栈，挂了招牌叫永丰客栈，一楼仍由房主余良晋卖豆腐。卢伟良和几个交通员都称余良晋为余伯，称他的妻子为余大婶，叫他的女儿为余丫头。大家平日住在一栋楼里，说说笑笑形同一家人。余伯一家子平常要么在一楼制卖豆腐，要么在房前屋后浇水种菜，为交通站望风。从茶阳方向接来的人员一般都住在这里。

从茶阳方向接来的物资一般临时存放在青溪附近的棣萼楼。棣萼楼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大埔交通站的秘密仓库中转站。据不完全统计，该秘密仓库中转站先后为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布匹、药物、电器、军械等物资300多吨。青溪附近的沙坪中心小学也是一个秘密联络点，校长袁旭华、教导主任袁立之、青年教师陈占勇都是党员。

从青溪出发，改走旱路，一路上开始有武装交通员护送。为了避开敌人，只能在夜间走山间崎岖小路，十分难走。从青溪先到多宝坑，这里有一个交通小站，设在党员邹日祥的家中。然后经伯公坳到铁坑，这里也有一交通小站，在半山腰，一般均不停留，直去桃坑。

桃坑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乡村，都是贫苦农民。这里是苏区和敌占区交界的地方，敌人不断来骚扰，红军也经常来这里活动。桃坑交通站的负责人是老赖，还有一个梅芳嫂负责看家做饭。交通站就设在村边，前面有三间房，后面靠山还有一间楼房，后门用木板与山岩搭成一个便桥，若遇情况，可以从这里冲入后山密林之中。

由桃坑再走一段山路，就到了永定县城。这是进入闽西根据地的第一个县城，已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干部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再去中央苏区。

真正的铜墙铁壁

与汕头交通站不同，大埔交通站除上级派来的工作人员外，大埔的党组织和群众直接参加了交通站的组建和交通工作。

早在1926年，中共大埔县党组织便在青溪成立了农民武装青溪赤卫队，开展了减租斗争。1927年，“八一”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从汀州经青溪进入大埔，攻下县城茶阳，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极大鼓舞了大埔人民的革命热情。1929年10月，红四军进入梅州使梅州和大埔的敌人遭到沉重打击，青溪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

大埔县委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对交通站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把青溪所在的埔北区建成灰色区，区内暂不实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政策；青溪赤卫队在夜间进行巡查，秘密保护交通站的人员和物资。交通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同心协力，并肩作战，患难与共，出色地完成一次次艰巨任务，演绎出一个个感人故事。

多宝坑小站设在党员邹日祥家的“缵诒堂”。邹日祥一家为保护交通站安全做出了巨大牺牲。1932年9月的一天晚上，多宝坑像往常一样，人们耕作回家，洗去一天的疲惫已熄灯休息，突然邹日祥家响起了枪声。原来，国民党驻军在巡逻中发现他家有陌生人出入，将他家包围。邹日祥的母亲一边急忙掩护交通员从后山撤离，一边整理衣服开门拖延敌人，却遭到敌人的枪杀，英勇牺牲。邹日祥和妻子及兄弟也被抓，被保释出来后又投入交通站的工作。邹日祥先后3次被捕坐牢，始终没有泄露半点秘密。

在青溪还有一支由当地群众组成的运输队，每当有大批物资需要转运时，在当地党组织的组织下，他们随叫随到，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余积邦、余川生、余维水3位交通员被捕，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出卖党的秘密，最后英勇就义在大埔的沙坝。

毛泽东曾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句话用在以生命来护卫交通站安全的大埔群众身上，最为贴切不过了。

周恩来的神秘之旅

1931年，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奉命到上海汇报工作，接受了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任务。在上海租界的旅馆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约见卢伟良，详细询问了中央红色交通线沿途情况，共同研究护送和应对方案。之后，又安排卢伟良提前带两位交通员返回大埔，准备接应。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乔装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样子，在暮色的掩护下，由萧桂昌陪同，来到上海南外滩十六铺码头，坐上一艘外国轮船。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送行。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周恩来顺利抵达汕头。本来打算住金陵旅店，但该旅店二楼拐角处挂有两度东征时汕头各界欢迎东征军的照片，其中显眼处就有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转住在棉安街一家小旅店。这家旅店原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队独立二师师长张瑞贵开办的，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骚扰，就连公安局的警察“查夜”也不来。汕头交通站利用了这个“保护伞”，把周恩来安排住在那里。这一夜，有惊无险。

第二天，周恩来和萧桂昌坐火车到潮安。在火车上，周恩来商人打扮，和萧桂昌以及另一交通员扮成同行者。考虑到周恩来的商人装扮，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后二等车厢的人很少，容易引人注意，3人急忙转到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多又杂，他们和旅客挤在一起。可是，恰恰这时来查票的是东征时的一个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到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认出他之后，由于不知此人是“红”还是“黑”，赶紧拉下帽檐，扭头望向窗外。萧桂昌见状，连忙站起来把周恩来挡住，随手把车票交给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指相邻的二等车厢，要他们3人到那边去。萧桂昌当面答应，等那人走后却坐着不动。幸好全程只有几十公里，也就一个检票员，很快就到了潮安。

从潮安到永定县城的路上同样危险重重。最终，在永定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周恩来一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2月22日进入中央苏区。

周恩来此行，虽然充满着风险，但终于化险为夷，这是一次身体力行、灵活机动的神秘之旅，也是一次充满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秘密交通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