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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遵义会议前后鲜为人知的保密故事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罗山带水,形势险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鳖国,汉时设县,唐初称播州,贞观十六年改名遵义县。
虽然城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遵义之所以成为无数国人向往的圣地,是因为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而红军之所以选定遵义作为会议地点,这与成功的保密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智取遵义城
随后,红6团根据刘伯承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刘伯承,刘伯承听后表示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于是,红6团一部换上了敌军的服装,带上几个俘虏兵,乘着夜色向遵义城赶去,其余部队随即跟进。直到这时,遵义守军仍对红军的到来毫不知情,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有俘虏应对无误,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随即如潮水般冲入城内,顺利袭占了遵义城。
勇夺娄山关
占领遵义城,并不意味着就能高枕无忧。红6团是智取遵义城,但毕竟时间匆忙,夜色中,除了被俘敌军,遵义守军还是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脱,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中央军委决定派由耿飚任团长的红1军团第2师4团追歼北窜敌军,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
“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利用监听来的准确、及时的情报,红军抄小路,出敌不意地袭占了娄山关、桐梓等地,形成了对遵义城的拱卫。
红军迅速袭占遵义、娄山关、桐梓等地,一下子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使其他地方军阀因搞不清虚实而不敢轻进,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齐集遵义召开会议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不仅长征期间红军夺取遵义城历经艰难险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找当年的遵义会议会址也是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不仅在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会议的有限记录也在部队长年累月的南征北战中失落了。
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工作被提上日程。最开始,相关工作人员根据一些老红军的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后来邓小平一行专程来到遵义后指出,遵义天主堂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
但随后,1954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了一个重要档案线索: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工作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已经被保护起来的原柏公馆。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至此,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遵义会议会址才最终被确认下来。
主要参考文献:
《遵义会议与保密工作》
《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
《耿飚勇夺天险娄山关》
《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确认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