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

2016年6月，莫斯科郊外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碧空如洗，草木苍翠，其中有一座别致的小楼格外引人注目。历经两年筹备和九个多月的施工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六大”）纪念馆竣工验收。

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80多年过去了，时光证明，中国人民从没有忘记莫斯科郊外的这段红色记忆。不过，您可知道，1928年，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代表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这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重要会议，对中国革命和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和大家一起回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学习中共六大召开背后鲜为人知的保密历史。

血雨腥风中的时局选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原因很复杂，归根结底还是和保密工作密切相关。

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因国民党反动势力公开背叛革命而宣告失败。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叫嚣着“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随后，国民党右派相继以残忍手段进行“清党” 。

在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之下，中国共产党陷入组织涣散、思想混乱之中。此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于是，中共六大的召开被提上了日程。

召开中共六大，最大的问题是保密。中共党代会的代表，一般都是中共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对象，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想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之地，简直难于登天。当时，虽然有人主张选择广州、上海甚至香港澳门作为会议地点，但都因为安全保密无法保障而未被采纳。1928年3月，正当中共领导仍为选择会址反复谋划之际，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伸出了援手。

选择前往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虽然要冒出境被查的巨大风险，但也不是孤注一掷的贸然之举。一方面，1928年7月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六大” 、少共国际“五大”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届时我党要派代表参加；另一方面年幼的中共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略显生涩，在苏联召开六大就可以面对面地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因此，红色革命的中心——莫斯科就成了中共六大的不二之选。决定作出后，中共迅速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请示电。很快，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的意见，并开始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凶险异常的红色之路

不久之后，全国各地产生的142名党代表怀揣着对中国革命坚定的理想信念，远赴莫斯科。保障代表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此，中共中央对路线进行了谨慎的部署安排：代表们被编成若干小组，一路从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另一路从上海乘船先去大连，在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到哈尔滨后，从满洲里、绥芬河交通站出境，乘坐火车再到莫斯科。

为安全起见，代表们在出发前不仅要乔装一番，还都以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凭证：代表到接头处后向接头处人员借火柴吸烟，接头处人员给代表一个火柴盒，代表打开火柴盒，取出火柴盒内藏着的半截火柴递回接头处人员，接头处人员再把半截火柴递回代表，程序无误表明接上头了。代表们还被要求路上不能多说话，以免暴露口音引发怀疑。

计划已经尽可能得严密、周全，但代表们还是遇上了重重危险。其中又以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最具有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详细回忆了这次经历。当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安全起见，周恩来长须长袍地装扮成了一个古董商人。在船上，他们很少走动，更不和其他乘客交谈，但船过青岛时，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夫妇俩买了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在大连码头正要下船时，被特务拦住带到了水上警察厅。特务问周恩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买这么多报纸，周恩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对答如流。狡猾的特务拿出照片对比了半天，突然说，“你是周恩来！ ”机警的周恩来并没有慌张，沉着地说： “你认错人了，我姓王。 ”警察盘问半天，也抓不到把柄，只好把周恩来放了。周恩来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足以见证奔赴莫斯科之路的凶险。

无独有偶，从绥芬河出境的瞿秋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面对特务的跟踪监视，瞿秋白凭借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顺利摆脱敌人的跟踪，脱离险境。

保密工作贯穿会议始终

1928年5月底至6月上旬，中共六大代表陆续抵达莫斯科。即使到了红色革命的中心，大家仍然严格执行着保密纪律。“当载有代表的列车驶进莫斯科火车站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从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服，尽量不使他们显眼。”

1928年6月18日，莫斯科近郊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在雄壮的《国际歌》中，中共六大开幕。大会期间，为了保密，没有对外发表任何有关新闻。与会代表和特邀代表都用假名发言或直接用编号的名义发言。比如，瞿秋白用的假名是“斯特拉霍夫”。代表们不同当地居民接触，也不在公共场合露面。虽然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国，但他们甚至没有游览莫斯科市容。当地居民只知道有中国人在庄园里开会，但具体什么会完全不知情。会议结束后，外界知道中共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但都以为是在中国的某地举行的，根本不知道会址竟是在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大会会场规则。其中议事细则第4条明确要求：“愿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编码代替）提交值日主席”

2016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时致贺辞，这样评价了六大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 “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